红色之路上的苏联一端曾经有一所重要的学校，为我党培养了许多干部人才，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这所学校就是莫斯科东方大学。这所学校是怎么成立的？有哪些著名人物在此就读过？让我们掀开它的历史面纱，一起来了解一下。  

1920年7月26日，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马林作为荷属印度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他在会上提出“共产国际应该为那些来自远东的人创造条件，以便使他们正确理解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苏维埃俄国应该为东方革命者接受理论教育创造条件，以便使远东成为共产国际的生气勃勃的成员。马林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们的响应。

1920年9月1日，共产国际在巴库召开东方民族大会，当时有37个国家和民族的代表参加。大会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目的是为东方各国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事业培养干部，从而促进东方国家的革命运动。

1921年2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组织东方训练班，直属于人民委员会，为苏俄东部地区培养急需的领导干部与管理人才，同时也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干部。不久，俄共(布)中央又决定将训练班改名。1921年4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为了培养党的干部和苏维埃工作者，在莫斯科按“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章程建立一所直属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东方劳动者大学。

1921年10月21日，莫斯科东方大学正式开学。斯大林亲任名誉校长，第一任校长就是苏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格里戈里·布罗伊多。学校座落于莫斯科马拉甫洛夫大街，是一座呈方块形的四层大楼建筑，其内分为国际部(A字部)和国内部(B字部)，国际部设有中国班、波斯班、朝鲜班、日本班、内蒙班和外蒙班等，国内部设哈萨克班、乌兹别克班和格鲁吉亚班等。国际部各班教室设在第一、二、三层，第四层设有东方研究室、东方图书馆、东方问题出版部、东方大学研究班等。

该校成立的第一年便招收了622名学生，分别来自44个民族，也有来自芬兰和法国的少数西方学生，其中来自中国的青年共36人。此后，每年招收三四百人，而其中人数最多的是中国班与印度班。

首期中国班的学生，大多数是青年团员，少数是共产党员。主要是由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所选送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做好选送留苏学生的工作，于1920年8月专门成立了外国语学社，学生毕业后送往苏俄。至1921年春，在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的帮助下，该社向苏俄选派出了20多名青年团员，其中有刘少奇、罗觉(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曹靖华、汪寿华、吴保警、彭述之、卜士奇、吴芳、胡上廉、陈启沃、廖化平、蒋光慈、任岳、任作民、周昭秋、谢文锦、华林、韦素园、傅大庆、梁柏台等。为了顺利到达莫斯科，他们一路历经千辛万苦，有的化装成理发匠，有的化装成裁缝等掩护奔赴莫斯科，成为中国班最早的学员。罗亦农任中国班班长，还建立了中共旅莫支部。

当时，第三国际东方部提供在校生学习和生活的全部费用，每生每月还补助零用钱15卢布。然而，由于当时苏联内战才刚结束，国家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尽管中国班的学生在物质上享受全苏联的最高待遇，也只是每天黑面包一块和土豆几个。但是，大家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精神饱满，白天上课，夜晚站岗，星期日做工，生活很充实，学习更是刻苦努力。

1922年冬天，陈独秀率中共代表团赴苏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到东方大学看望了中国班的学员，对东方大学的教学和中国学员的学习都很满意。当时由于在巴黎勤工俭学的中共旅欧支部学生学习和生活越来越困难，陈独秀向第三国际和苏联政府提出，要求将旅欧的共产党人分批转移到东方大学学习。这—要求很快获得同意。于是从1923年3月至1924年9月，旅欧支部的成员前后分三批陆续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其中有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李富春、蔡畅等。同时，从国内也选送来叶挺、关向应等人到东方大学学习。进入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国班学员已达100多人。

中国班不断扩大的同时，整个东方大学的规模也是不断扩大的。到1924年，东方大学已成为苏联国内最大的共产主义大学，有160多名教师和60多个民族的100多名学生。在外国部中，中国学员约占三分之一。

中国班开设的课程是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所拟定的，主要侧重于政治理论，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际工人运动史，以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等。教师由苏联人担任。课余时间，他们还参加晚间站岗和休息日义务劳动，走访工厂和农村等实践活动。不少学员还翻译马列著作、撰写论文，并把成果寄回国，从而扩大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瞿秋白

瞿秋白也曾在东方大学短暂任教。他知识渊博，选教材、备课认真，讲究教学方法，诲人不倦，循循善诱，对学生也很关心，故而颇受学生欢迎。不过，他在东方大学任课时间不长，便于1922年底应陈独秀之请回国工作。为训练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能力，鼓励大家努力学子奔赴莫斯科学好各门功课，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中国班利用课余时间开展频繁的党团活动，共同切蹉，互相激励，互相帮助，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国内党组织对留苏学生十分关心。中共领导人每次赴苏，都要前去看望中国班的学员。例如，1922年11月，陈独秀、张太雷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时，便专程去东方大学看望，鼓励中国班学生努力学习，回国更好地投入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于1925年夏出席共产国际“五大”时，还特地为中国班学员讲授中国近代史，介绍、分析中苏关系以及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情况。

除了中国班以外，为了适应中国国内国共合作之后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东方大学还区别不同情况，为中国学员开设了三个教学班。一是工人班，培训工人出身的中国学员。根据他们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实际，开设俄语、政治常识、经济地理、东方革命史、西方革命史、列宁主义定义等课程。二是知识分子班，培训中国党组织选送来的具有较高学历或较高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党员，在教学上以提高为主，兼及研究。三是针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军事斗争的需要而开办的军事速成班，通过短期培训，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开展武装斗争的骨干。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从各地选送了六七百人进入此班学习。在实际上，分成十几个小班。班级的总负责人是马斯洛夫，教师都是苏联人。由于语言不通，让许多中国班的毕业生前来充当翻译。开设的课程集中为政治课和军事课。政治课有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等，军事课有战略战术、简易工程兵学等。由于莫斯科的冬天严寒，所以集中在课堂学习理论，利用春天和夏天进行野外实习。

1925年秋，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办，东方大学的部分教员和中国学生转到中山大学。1927年，苏联共产党内掀起了激烈的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留苏的中国学生中有不少人因托派观点影响而受牵连，再加上东方大学军事速成班的学员们向校方提出改良课程，故而与学校方面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因此，中山大学校长米夫及其追随者王明等人趁机提出，待军事速成班结束后，将东方大学的中国班并入中山大学，理由是借此统一中国学员在苏联的学习。尽管东方大学校长苏勉斯基坚决反对，合并的意见还是被批准了。至次年秋，东方大学中国班正式并入中山大学。1930年中山大学停办之后，东方大学重新开设中国班。1937年，东方大学分成两个独立的单位，一个是只收苏联学生的东方大学，另一个是只收外国学生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1938年，东方大学停办。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10多年间，红色之路曾输送了近千名中国学生入东方大学学习，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